一位中国领先的芯片先驱敦促业界将重点放在务实的科技突破上，而不是不懈地追求诸如2纳米等前沿、往往是理论性的制程节点。
理查德·张·鲁金（Richard Chang Rugin）提出的这种呼吁，标志着中国半导体行业对在极端尖端追逐摩尔定律基准的经济可行性和即时实用性日益谨慎。这位行业资深人士指出，将资源集中于实现可靠、可部署的创新，比仅仅追求亚2纳米指标具有更大的战略意义。
这一观点正值地缘政治压力剧增和供应链脆弱性加剧之际，这些因素正在影响着中国的先进半导体雄心。尽管对更小节点的竞赛仍然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企业目标，但鲁金认为，当前的市场需求要求的是能够解决当下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不是那些遥远未来才可能实现的承诺。
讨论的焦点在于技术抱负与工业现实之间的区别。将晶体管密度推向理论极限需要巨大的资本支出，并且在规模化生产中常常会遇到不可预见的良率挑战。这位行业专家倡导战略性地转向工艺成熟度和特定应用创新。
这一观点与高科技制造领域的更广泛趋势相一致，即企业越来越认识到，架构上的渐进式改进或专业化的制造技术可以带来比简单缩小光刻节点一个步骤更大的即时竞争优势。关注点正从“有多小”转向“多有效”。
对国内产能的战略影响
强调务实突破直接影响着中国本土晶圆代工厂和设计公司如何分配其研发预算。如果业界集体重新校准短期目标，投资可能会从纯粹依赖工艺密度的扩展转向异构集成、先进封装或专业模拟/混合信号解决方案。
例如，先进封装技术允许设计者将多个功能芯片——每个芯片可能是在不同、更成熟的节点上制造的——集成到一个高性能封装中。这规避了整个芯片必须在绝对前沿制造的需求，同时实现了卓越的性能密度。
此外，优先考虑务实的解决方案能提供更强的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过度依赖最先进的节点（这些节点通常高度依赖专业化的设备和全球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给国家技术规划带来了重大风险。分散化关注可以减轻这种依赖性。
鲁金强调，真正的技术主权不仅需要获取最小的节点，还需要有能力可靠且经济地围绕现有成熟或接近成熟的节点设计出功能系统。这一转变代表了中国芯片生态系统中战略思维的成熟，超越了单纯的追赶模式。
平衡炒作与实施
在这种背景下，“炒作”（hype）一词并非指虚假声明，而是指对理论缩放潜力的过度强调，这种潜力超出了当前的工程能力和市场对这些特定功能的需求。虽然2纳米代表了一个重大的技术里程碑，但对于许多国内参与者来说，在所有产品线中实现这一目标的成本效益分析仍然存在疑问。
这位行业专家隐含地认为，半导体发展必须与经济效用挂钩。一个需要将制造成本翻倍却无法带来相应性能提升或启用关键新应用的突破，在当前的竞争环境中是战略上不合理的。
这种务实的立场鼓励跨学科创新。突破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光刻工艺的改进中，但也出现在算法优化、互连材料科学创新和新型小芯片（chiplet）架构中。这些领域提供了与缩小晶体管栅极长度不一定直接相关的、高杠杆作用的点。
